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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网Smith Zhang 】 陈波生兄今年满70岁，但绝不是龙钟老者，体形并不臃肿，也不仙风鹤骨，仍旧腰杆挺直，步履轻捷。从外貌可想见，他年轻时如何健壮精干，雄姿英发。论长相，他并非象罗中立名画《父亲》上的老农，一派儒雅温文，象城里的教授。可是，他是乡下本色的“耕田佬”。
陈波生于1936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斗山镇，父亲自购汽车，以运货为业，家道小康，后来中落，无力支持儿女的学业，他只上过一年半的初中。少年时代在乡间小镇沙坦市随“泥水”（即建筑业）师傅当学徒，土改以后回到家乡躬耕垅亩，至1989年移民美国为止，务农30多年。其间只离开过3年，那是大跃进年代，他在业已大学毕业的哥哥资助下，到省会广州，进入一家私立建筑中专学校，当学生不久便遇上精简下放潮，学校匆匆关门，他灰溜溜地回到老家，抄起猪圈旁边的牛轭，当起犁耙手。台山号称“中国第一侨乡”，农民中的多数都有“侨路”，俗称“撕信角”。倘若没有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或香港的亲友接济，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漫长岁月，台山人的日子不知难过多少倍。可是，陈波生没信角可撕，除了每劳动日仅值一毛钱或更少的工分和自留地外，好在他能当“泥水佬”，每年冬闲时节，替人修灶砌墙，建屋修房，日子比单打一的农户稍好些。
陈波生是侨乡农民中的异数，在荒年以豆角叶和番薯为主粮的中礼村，他偏效古时文士，煮字疗饥。说来也是难得的机缘，村里除了他，还有两位年岁略比他大的哥们：陈英博和陈连喜，都是资深文士。从50年代开始，三位住处要么同巷要么只隔两三条巷子的青年农民，狂热地爱上文学，一写就是一辈子。其中，以自少年时代起偏瘫在床的陈英博名气最大，在大跃进年代，陈英博作的台山民歌《山歌论箩勿论篇》，不但红遍三台山下，还被省广播电台频繁播出。三位难兄难弟，以陈英博的病榻为中心，度过多少“文学的夜晚”，为了配合中心任务，熬去多少心血。辘辘饥肠，渺渺星空，“作家梦”的飞翔和坠落，沉默的奋斗虽没有留下详尽的记载，但我作为同道人，可以一一想象。尽管艰苦卓绝的“三陈”没有象台山50年代的文学三人组合“谭日超”（谭学良、陈日生、陈启超，以歌颂大跃进的新诗《大沙田放歌》起步，名噪岭南），但为人忠厚、著作多种多样的陈英博，20多年间既是官方认可的“扎根乡村搞创作”的样板，也是备受业余文学爱好者爱戴的领袖；至于勤于写诗陈波生和工旧诗善书法的陈连喜，从1959年起，一直名列在“全县工农兵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名单上，作品经常出现在县乃至地区的文艺刊物。
如果陈波生的人生仅仅达到这一层次，那么，他的成就并没超越一般作者，经济状况方面且不谈，60年代甚嚣尘上至文革年代登峰造极的“工农兵文艺”，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迅速式微。过去，作者们的笔杆须配合“中心任务”，政治运动来了，如“一打三反”，要写和阶级敌人斗的“三句半”，到了“备战备荒”高潮，得写每顿省下一把米的歌剧，可是，邓公的新政下，报社和各级党委不再把写作尖子请进招待所，让他们限期赶稿。于是，壮志未酬的准作家们进退两难，进吗，象牙之塔的门关着；退吗，怎么安顿作了半辈子的梦？
我不想把和青年陈波生一般，兴致勃勃地占领一期期县文化馆的《工农兵文艺》刊物的作者们抬到理想主义的云端，他们炮制“瞒和骗”的文学，貌似激情洋溢，却不过为了生计。如果不能被上级看中，来个“农转非”，变为专摇笔杆的秘书，至不济也指望有一天进县、地区乃至省里的文艺训练班。八国联军打进京城时，寻常百姓的家里多半备下各国的国旗，法国兵杀到挂法国旗，德国兵来了挂德国旗。“文学”无非是作者为了生计和跳出农门而拼命挥动的“旗子”。
当然，文学写作和摇动手中的旗子比，要复杂得多，不可等量齐观，此所以绝大多数在“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的模式中写出点名堂的工农兵作者，80年代后都相继沉没在人海中，再也写不出，写不好，写了也没报刊要，废然封笔。
陈波生这位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一路写下来，每一脚印都印着“遵命”的作者，在80年代，写作上的困惑一定不少。好在，1989年他合家移民美国，和故国文学与文坛的恩怨终于了断。那一年他53岁，勉强算得年富力强。新移民的当务之急是养家活口，他先当建筑工，后来从事“造景”行业，为人家的院子砌假山，挖鱼池，筑围墙，直到65岁退休。
80年代以来，移民海外的台山人，每年数千，其中不乏文学作者。唯独出国以后的陈波生，先在思想上，然后在写作上实现了从“为党的政策而写”到“为心灵的自由而写”的多重飞跃。他在金山湾畔的奥克兰城，白天扛水泥，钉木板，搬石头，夜晚，以数九寒天挥鞭犁田的劲头，和文学再次结缘。
大约在1998年前后，陈波生头一次驾车来旧金山日落区，造访我家。多年前在家乡文学刊物见过许多次的名字，变为活生生的人，教我又惊又喜。他诚恳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两人以台山话交谈，亲切极了。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年轻是一定是美男子。他有点害羞地掏出一卷诗稿，让我提意见。除了诗，我们热烈地谈论家乡的文朋诗友，尤其是我一直没有见过面的的“博哥”（陈英博）。此后，我们不时在唐人街的茶楼或者旧金山的文学活动中见面。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他的乡党、诗人“谭日超”的组成者之一陈日生兄。一见面，我便对陈日生表示迟到的仰慕：“我当知青那阵子，在日记本上抄下你的整首《烽火角》。”我加上这一闲笔，是为了表明，我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专政”年代，耽于鲁迅和普希金，却游离在“工农兵文学”之外，并非早就立志当清流或异议犯，在饥寒交迫的乡村，冒着刺骨的寒风爬大山砍柴换小钱时，曾热望象陈波生和陈日生一样当上“党的文艺工作者”。一直没当上，是因为没有哪位领导予以知遇，一如阿Q，没有参加革命，理由是“他们没有来叫我”。
在美国，我陆续读到陈波生的新作，叹服他拥抱生活的热情从未衰竭之余，难免遗憾，他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工农兵作者”的痕迹。男怕入错行，他似乎没找对表达的工具。但一年前我在家乡出版的《文学报》上，读到他的中篇小说《包捧天》之后，对他的评价发生了重大转折。我在心底里老老实实地承认，陈波生这位资深“农民作者”，以痛切的反省，沉着的思考，坚忍的劳作，在寂寞的异乡完成了质的蜕变。
纵观海内外的文学作者，和陈波生年龄相仿的一群，因病遽逝的陈英博先生姑不论，其他的，有多少个能走到荆棘长路的末尾？中途颓然搁笔的居多，不然就拿文学当手艺，编辑刊物，聊以卒岁。陈波生却给自己的70岁，送上30万字的长篇巨制《神的信》。就此，陈波生的精神之蝶，破蛹飞出。蝶是思考，是控诉，是对一个世代代的苦难和荒谬的寻根问底，是他经过两个国度（中国和美国），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对照后所作的带总结性的人生宣言。而蛹，是他以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人生经验。
以中篇《包捧天》为里程碑，陈波生找到了适合艺术个性的文学样式以及宣泄感情的渠道。《神的信》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部在台山文学史以及美国华文小说史上具有相当价值和地位的长篇小说，以侨乡为人生舞台，铺陈从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到文革造神运动顶峰的70年代初，跨度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神的信》以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情节重心，反刍以政治运动为轴心的侨乡沧桑，反思毛泽东时代一系列社会变迁，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神的信》又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世俗图卷，作者凭在乡村底层浸泡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与体悟，娓娓叙述人生百态，众多的人物，纷繁的场景。展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争”为主轴的社会大环境里，形形色色的人性：善的、恶的、善恶交错的。红尘人间，纷纭的生死纠葛，戏剧性的性格碰撞，爱情亲情友情的聚散，阴谋、权力、政治、毁灭，死亡……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命运之记录。在《神的信》，作者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叙述策略，有纤毫必现的纯粹写实，也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有虚实相生、富于怪诞与反讽意味的魔幻笔法。
我曾经为同乡伍可娉所写的长篇小说《金山伯的女人》叫好，伍可娉和陈波生，年龄相仿，都是旧金山“美华文协”的会员，都是在进入花甲之年以后着力于长篇写作，将侨乡的广阔人生形诸笔端，这两部都是填补家乡文学空白的重头作品。《金山伯的女人》铺陈的是侨乡女性形形色色的命运，《神的信》呢，既是文学化的历史，思辨化的历史；又是史笔写出的文学，以思索辅助乃至率领情节运行的文学。作者着力于文与史的合成，思辨和叙述的交融。陈波生以它来完成一个体系宏大的思考：以文革为顶峰的造神运动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世人须从中获取什么教训。不管他的努力能否收到预期的效应，我都要满怀敬意地称他为“亦文亦史的智者”。千网 -www.1000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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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时间: 2007-03-20
作者(转载者): Smith Zhan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