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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网刘海 】 曾被外国作家称过“文革圣母”、“红都女皇”的江青，始终没能享受到如克鲁普斯卡娅、宋庆龄等在先生死后的“国母”待遇。甚至于有人在毛泽东还没有去世时就已经对她跃跃欲试而被劝阻。一个在生活上过分放纵而在策略上过分单纯的政治投机者因其迷乱的历史、糟糕的人缘、想当然的权术和过激的政治行为而负出了代价，她在一些小节上的风度尽失（比如动辄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中拒不脱帽、在被审判时又把“责任”全数推给主席而没有张春桥的一言不发的莫测高深）也注定了她不是一个一流演员。
毛泽东在择偶问题上不加严格剔汰的决策为共和国造就了一个半生不熟的激情政客，也因此在让自己享受过时间不长的“性吸引”（江青语）之后是长时间的情感寂寞。当他把江青做为一个政治棋子重新加以定义后，江青实际上成为一个与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夫妻之缘的近卫盟友。正是对文化和政治的过度参与，让江青这位主席夫人最终把自己葬送。
有人将毛江关系比作日与月的关系：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她只是折射太阳光。这个比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太阳给月亮的那份光，也并不是他主动施予的。
我想这个比喻揭示出了一定的道理。但我同时想毛江关系实际上更似虎和狐的关系。狐假虎威，一方面是狐的主动作为，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虎的授意或默认。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所组织的那个文人集体，主要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关、戚，其文字倾向与水准以及与毛泽东的思想匹配度，已经在当时当地远远地超越了毛泽东的秀才班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这可以从张春桥拟就的十大政治报告替代了陈伯达的那份、胡乔木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淡出毛泽东智囊团只好通过与毛泽东保持诗友关系而聊解寂寥、田家英则以自杀抗议对自己的驱逐得到印证。必须说，在与基本上我行我素并无视毛泽东的存在和政治权威甚至抵触和影射之、让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大权旁落”的刘、邓、彭等强大的实权集团的斗争中，江青和她的文人伙伴这些“二流政治家”充当了毛泽东的坚强拥趸。
但是，林彪叛逃后的巨大失落感也让毛泽东的多疑性格大大强化。因为林彪这个接班人而几乎把老帅们得罪地精光的事实让毛泽东感觉到空前的寂寞和无聊。而江青集团过分不讲究权术和手段的政治努力让他产生了“同理可证”的联想。文革中过于夸张的整人之举让江青集团名声扫地。而王洪文这位新接班人不识时务地倒向江青宗派又让毛泽东失望不已。理想甚至梦想中构造的一老带一新的“王—邓组合”被证明是荒谬的，提拔张春桥做国防部长的计划遭遇了老帅们的抵制。这让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实际影响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在最后时间明确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意味着对江青集团的放弃。而在他弥留之际对叶剑英的那个表示，也许同时兼有“托孤”和“护法”的双重期望：江青毕竟是自己的夫人，他当然不希望她“死得太难看”；华的威望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当然不希望他被轻易地掀翻；文革的大业未就，“文革受益者”（1）还没有实际掌权，他不希望这还没有见出效果的策划被过早地否定。不过，人之将死的毛泽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的局面。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发生的政治局内讧以及它的形式是党史上不多见的。华国锋本人希望采取相对和平一些的斗争方式，比如开会解决。但“十月九日见分晓”的传言刺激了他，而叶李王的鼓动和某种后来并没有算数的承诺让他做出了最为严重的那种行动：采取逮捕而不是辩论形式宣布了几个政治局委员的下场。不得不承认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期间的许多是非是现在的资料和环境都不能把握的。但必须说，毛身后的变化，极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我们也不可以轻易地断言，江青只是利用了她和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因为这三十年来关于她的一些资料和官方叙述有着相当多的争议和自相矛盾之处，甚至绝大部分是出于一种个人恩怨或道听途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没有获得相对客观和超然地对她做出评价的背景。不过，即使是一些旨在说明江青的可恶或可怜的“史料”，也能透出某些对她有利的信息。比如说，我就从江青自杀之前的那份写有“主席，我爱你，你随你去了”的临终留言中，感觉和感受到她实际上并没有时人想象的那般简单。中国古语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某位毛学研究者也说“死之前说的话，恐怕真话多于谎言”。江青可能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也有过许多过分张扬的行为表现，可她应该不缺少对毛泽东的愚忠。从这个意义上，她应该算是毛泽东的一位亲信。从结果来看，她成为毛泽东一生所做第二件大事的牺牲品。如果说毛泽东为了他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第一件大事先后付出了杨开慧、毛泽建、毛泽覃、毛楚雄、毛泽民等五位亲人的代价，为了巩固共和国政权他付出了毛岸英这位极可能具备“承继大统”资格的大儿子的代价，他在自己颇为自负的文化大革命这项大毁大誉的举措里，则付出了江青、毛远新、王海容、李讷等亲友被贬的代价。因为江青的缘故，这种代价可能继续着。据披露：曾经在《解放军报》大大地风光过的“红色公主”李讷在父亲去世、母亲入狱后“找对象都成了问题”，后来只好下嫁曾经做过毛泽东卫士的王景清。而她们的儿子，今天已经有了二十九岁却没有稳定的工作，一个月四百元的收入在北京无异于盲流。听来让人不胜叹惋（2）。
在这篇关于毛江关系的文字中，我个人愿意承认二人在政治上的某种同志关联。同时，我也愿意认可他二人在心理和信念上的强烈反差。抛开二人在结婚初期的相互吸引和短暂的相濡以沫，将其称之为“政治伙伴”可能比泛泛意义上的夫妻要准确。
一、 激情之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毛江大婚极可能是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曾经成为某些党内同事出以“公心”干预毛泽东私生活的政治事件。来自于大上海的“外调材料”和来自于张闻天这位政治局高层以搭档的“汇总意见”加之于春风得意中的毛泽东，而某种盛怒驱使下的毛则将这些材料撕得粉碎并以一场一场的“流水席”表达着对这种好意的轻蔑。
不过这种轻蔑也让毛泽东在以后的某一天付出了代价。他再也找不到什么强有力的理由与江青分手，他必须承担与江青有关的一切毁誉。当然，逐渐老迈的他也失去了“新桃换旧符”的兴致。更何况，是江青这个情商高于智商的战友的加入，让他避免了某个庞大权力集团的边缘化威胁，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抵消着来自林彪集团和老帅集团的某种压力而维系了政治局内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毛泽东在年老体衰的晚年还能发挥权威的重要保障。
不管江青曾经有过多么可疑的过去——这种可疑包括私生活和政治生活两个方面——她在气质上的优越之处确实让毛泽东钟情。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闺中女工（据说江的字写得特好而且还擅长打毛衣），在女子奇缺的延安仍然是上上之选。她显然比杨开慧活泼，也显然比贺子珍有文化。最为重要的是，毛贺断交之后，身心需要里的真空必须要有一个稍稍优秀的女人来填补。在此之前，毛泽东赞赏过丁玲的“纤笔”，也曾经与爽快的史沫特莱以及她的漂亮女秘书有过关于“爱情”的讨论，那个时候的他，肯定对情爱和性爱有了更高的追求。而在这个时候，性格暴躁而又缺少文化趣味的妻子与他反目。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领袖，他显然需要一种心理补偿或标志性事件来注解自己的充实。
而对江青来说，延安的风流人物中，毛泽东并不仅仅凭他冉冉上升的政治地位这样的潜力股价值博得她的青睐，他还有足够的文化鉴赏情趣，有从“物理”上看来也毫不逊色的伟男子气度。二十一岁的年龄落差是大了些，可毛泽东并不显老以及其他杰出分子就未必没有年龄差距以及自己也许只有年龄优势的这种比较，又让这个落差看上去并不严重。
江青并没有宣扬对毛泽东的崇拜，她承认过除了性吸引之外的巨大企图。可因为某个从王若飞的日记来看确实存在的“约法三章”，她并没有获得什么现实的利益。没有获得这份利益仍然在相当的时间内扮演了贤妻良母角色（3），这对江青来讲是不容易的。必须说，江青对毛泽东是有足够的爱的。诸多来访者都有对江青的好感记载这一点可以证明这一点。延安转战中因为不让江青参与军事策划而把她赶到一个驴棚中而她承受了这样的难堪也可以反映这一点（4）。
毛也爱江青。从他极力地缩短与清静的代沟和品味之沟的努力就可以看到。萧劲光曾经有一次看到毛泽东钻在被窝里同他谈话，后来了解是因为江青把他唯一的一件棉裤洗了他没有办法“出头露面”（5）。
二、 土洋分野
因为二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更因为二人的生活品味有差，当然也是因为二人的性格有一定的相克，毛江结婚不是太久，二人就开始了“分居”。当然，这一般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比如在延安。而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在陕北转战中、在初到城南庄，二人绝对是住在一起的。
生活习惯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从到达陕北后更加严重的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作息与早睡早起的江青有颇大的不同。原来的贺子珍是不存在这个不同的。因为贺慢慢适应了毛的习惯并与他同进退。在井冈山时，就曾经有一个红军小战士（彭儒）因为对饮食上的不满而一大早去砸毛贺的门而撞了夫妇二人的睡眠的故事（6）。毛的这一习惯几乎坚持了一生。。在重庆，他还因为打乱了原来已经形成的生物钟因而晚上睡不着不得不早早起床结果在林园里遇到了清早起床出来散步的蒋公。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睡眠不足使得他在去重庆谈判时明显地感觉到了不适而在回来后长时间神经衰弱、失眠和烦燥。我本人也有晚上读书写作到下半夜而选择在上午睡觉的习惯，我可以深深地理解这种晨昏巅倒的作息极容易在上午那段时间状态不佳甚至因为被搅了睡眠而产生的那种烦燥。
生活品味上二人也有大差。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被近久居农村山野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活脱脱的农民，不拘小节。人们可能都见到过他那装着打补丁的子去讲话的照片，也听说过他在和林彪等谈工作时自顾自地脱去外衣打起赤膊的故事，甚至读到过他在采访者面前旁若无人的翻开棉裤去捉虱子的场面。不说是刚刚从大上海来的“名角”，纵是现在的时髦女青年——哪怕是毛的外孙女孔东梅这样的至亲也不会接受吧。再说，毛不仅仅不讲卫生，也太不讲求养生。比如他喜欢吃的辣椒和偶尔享受到的美食红烧肉都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物。当然，一个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小姐与一位久居乡村僻野的农民领袖，还会发生许多我们举不出来例子的矛盾。
被毛泽东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各种性格，也让江青感受到了对毛泽东的不习惯。必须说，江青在与毛泽东结婚后，在私生活方面严格注意到了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形象，而没有如刘新民那样因为没有见过世面显得肤浅和招摇而让个性沉静的林彪大为光火。但江青同样太哗众取宠。比如她在照相上的花费十分高昂，比如她时不时地去施展她的漂亮马术——甚至因此而把周恩来的胳膊摔成不能恢复的重伤。因为这方面的几多不睦，一九四八年毛就开始表现出对江青的失望。
毛和江的分居，标志着二人在“性吸引”这一回合上的结束。重新调适二人的关系，是一个新的话题。
三、 “政治夫妻”
是江青自己首先找到了二人关系的新定位。在去苏联对子宫做出某项足以影响生育的手术前，医生征求她的意见。江青答的很爽快：做吧。我和毛先生是政治夫妻。
她在说“政治夫妻”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关系我不得而知。但这一概念在当时说出来严重不准确却是肯定的。蒋宋的关系，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的国际背景，而被人们戏称为“中美联姻”。其中的“中”是指“中正”，“美”是指“美龄”，且又很自然地把某种发生在两国之让的政治和宗教关联言明而让这一称谓表现出相当切题。而毛和江的关系，除了说明毛个人可能对文化人或艺人有一定的好感之外，应该没有任何的政治和联姻的含义。当时的江青后面，也不存在任何可以借助和借用的势力。江青自己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地位。
但在江青已经通过为毛泽东生一个孩子而巩固自己的“毛泽东夫人”地位的目标已经达成。而她显然不想成为贺子珍那样的生育机器。对自己身体的保养的本能让她很高兴地选择了这一类似绝育手术的医疗方案。那个时候的避孕药可能还没有引进到延安，她的这一医疗帮助她达到了避孕的目的。
她的这一定位虽然有些不准确，但也只是说得早了一些而已。六十年代以后，二人确实成就了这样的关系。
不过在当时毛泽东的眼里，她充其量是一个孩子他妈：不仅仅是李讷的，还是毛远新的、毛岸英、毛岸英、李敏的。想来那时的江青也真是够不容易的了。
四、 子珍悬案
贺子珍的回国和贺怡、毛岸英为她争取“名份”的努力一度让江青的地位受到威胁。不过，且不说毛泽东已经没有多少理由解除同江青的夫妻关系，只因为贺子珍当年与毛泽东的绝决举动本身和她已经精神失常这两个因素，也不可能再让毛泽东改变主意。
何况，在当时已经准备强化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毛泽东夫人如果还是江青，贺子珍就不会有什么“名份”。
可毛泽东肯定没有把话说死。贺怡急慌慌地去江西找寻毛毛（毛岸红）的这一事件，肯定出自于二人之间的什么默契。可惜，贺怡在找寻毛毛的信得过中遇了车祸，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另一个坚决地拥贺派毛岸英，如果能够从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回来，也许还会对他的严父产生一点影响力。可是，彭大将军没有给他立功的机会，甚至没有确保他活着回来——当然，这不是说彭德怀有意为之，他自己不也处在生死线上么——这样一个江青的威胁也被消除。
虽有观念和生活上的磕磕碰碰却未必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的这对夫妻，继续地维持着……
五、 江湖初试
从婚后到一九五七年，江青一次次赴苏联治她的病。这中间的某一天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秘书，主要负责毛的日常生活。当时的政策好象并不计较这样的裙带关系，诸多妻子都是那些领导人的同事或直接部下。相似的例子还有叶群、刘英等。
要求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江青在建国后获得了中宣部（部长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下的一个副处长。这不是一个很起眼的角色，但即使是在这样的角色里，她也积极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文化助手。毕竟，她对毛泽东既需要知识分子却又不信任甚至反感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的口味有相当的了解。
后来的她找到了两个机会显示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对毛泽东是需要的，但却明显不符合周扬这个文化沙皇的标准。但江青似乎在上海期间就对周扬有些意见，尽管当时她与周摆不到一个水平面上。
后来的她仅仅从级别上看仍然不六在周扬的眼中，但江青这时所做出的基本判断则显然要比那个实际上在文化界除了统治成绩也没有什么业务（比如文学或学术）成绩的周扬来得高明。
她首先对《武训传》上纲上线，并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在毛的首肯下，她甚至参加了对武训历史的调查并实际充当了那个以袁水拍为组成的调查组的灵魂人物。她的调查材料大大地支持了她和毛泽东的观点。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共和国第一次构成了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一次洗礼。陶行知和某几个江青原来的同行是这次批判的主要打击对象。对《武训传》的批判也是毛泽东企图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的一个具体事件。充作毛文化助手的，便是这位改名叫李进的女士。
后来对俞平伯《红楼梦辩》的批判也是由江青启动的。她把那两位与俞进行商榷的作者的作品介绍给了毛泽东并在毛的支持下发起了对胡适学术的清算。胡适其人曾经是北大的名教授，也曾经在毛泽东青年时对这位没有什么学籍的湖南人施以过知识和思想上的冷遇。当然，这种冷遇也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所提的问题难住了当年有些过分年轻国学根基并不牢靠的胡教授，就象当年钱穆做过的那样。抗日战争结束后蒋公三番邀请毛先生赴渝，胡适也曾以教授身份促行。毛对他的长期反感可能左右了这次对俞平伯的批判。
只是副处级干部的江青牛刀小试证明了自己的有用，她肯定还在希望着有更大的风光。一个太虚荣的女子的欲望膨胀，让她确实在许多作为中不愿意考虑周围人们的感觉。一九七六年张耀祠受命去逮捕江青时，不仅仅是张为此举感觉很解气，就是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居然会兴奋地向她叶了唾沫。一方面我们不必为某些没有多少政治判断力的工作人员的行为计较什么，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江青在小节上的失败。
六、 乱云飞渡
晚年的毛泽东不时地感觉到政治生活加之于自己的寂寞。一个伟人也需要柔情和体贴。他把这种需要较多地显示给了自己的妻子。特定状况下，江青也呈现出了相当的母性的包容和安慰。
在一九五九的庐山，三面红旗的的败局已定。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并准备纠“左”，虽然他在口头上并不愿意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因大炼钢铁而对生产秩序的破坏、因过高估计粮食产量而导致的高征购等失败过分夸大。彭德怀与张闻天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对于毛泽东威信的挑战让毛泽东感受到空前的压力。纵是硬汉，毛泽东也在给江青的信里透露出了一些隐忧。
这个时候的江青肯定没有如林彪那样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山为丈夫站脚助威。她那份过于夸张地挑衅性举止在会议室里定格，这虽然让毛泽东感觉好笑，但肯定也给了他的凄凉感酒上了一些悲壮。稍事调整，他开始向彭德怀反攻，历史上的一次次不合作和近来去苏联与赫鲁晓夫（赫对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持怀疑态度）的神秘会谈，都成了他手中的论据。对当时会议上有人传播的“彭国防部长可能发动兵变”的谣言，毛泽东以硬碰硬，并以“上井冈山打游击”相抗衡。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于捍卫自己权威和权力的坚决，一方面也说明他实际上并不自信能够战胜如此来势汹涌的“围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知错不改的形象让他的威信大降。之后交出国家主席之位并退居二线，也被认为是自我惩罚。刘邓二位国家大员以及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在诸多场合里无视毛的存在，也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说刘邓主要是以主席忙和身体不好为由减少他参加会议的机会，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则直接写起了《健忘症》之类的影射性杂文。
可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开始疏远一些对他曾经颇有微词的人，这其中甚至包括自己的三个秘书（胡乔木、李锐、田家英）。但在同时，他也加强了对于林彪和江青的依赖。心胸狭窄的林彪替代彭灰飞烟灭国防部长，而同样心胸狭窄的江青则成为他信任的又一个亲信。
《为李进题庐山仙人洞照》是对妻子寄予厚望的一份信物。“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七绝中的每一个字都似有无穷的寓意，而接受此诗者却正是一位准备着“偶尔露峥嵘”的女政客。
七、 文革圣母
连续两任当选国家主席、又一直雄居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刘主席，以他的务实、理性和勤奋，开始努力在经济领域扭转因毛的激进而险些崩溃了的形势。他与总理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的联手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种情况下，他的威望日升。两个主席临朝，确实给人以天上出了两个太阳的炫目感觉。相比之下，毛泽东的威信却在高层以和次高层大大下滑。不太懂经济——毛泽东自己就埋怨过某些财政汇报太专业而让他宁肯直接签发——而又不愿意或因为宁肯在诗文和史籍中花费时间而没有时间去学习的这一事实，也确实让人产生“闲情误国”的印象。一句明显是在讽刺他的段子流行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可从一九四三年就在党内奠定了“负最后决定之权”的毛泽东，肯定不甘于大权旁落。他的一个强烈的表示，就是启动自己身边的这一颗非常棋子以毒攻毒。
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多了一个陪同，她就是自己的夫人江青。摄影角度特别合适的大幅照片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刘王夫妇接待同一位外宾的照片则因为角度不好和版面不利而少人问津。这被视为对刘王夫妇的一次奚落。两个爱美的第一夫人，从这一天开始较力。后来，因为主持军内座谈会有功，江青的行政级别被林副主席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位。到了这个时候，江青有了谈笑间挫败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基本条件。
接下来，江青组织的亲兵卫队以强大的文字能力脱颖而出。其中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毛泽东倚重的名笔，由他们所起草的文革文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由彭真组织的班子——当然，裁判是毛泽东。以此为缘由，基本上由江青组阁的“文革小组”登上历史舞台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夺了政治局常委的权。以陈伯达为长，以江青为副、以康生为顾问、以张姚王关戚 等为组员的这个小组，基本上就是整个文革的主宰。
江青之所以被称为“文革圣母”，是因为在毛泽东已经进入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除了上天安门接见一下红卫兵就是在接待外宾时透露一些玄机基本上就是在各个地方读书休养的情况下，在政治局和各地政权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甚至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全国基本上只有林元帅指挥的军队和江元帅指挥的文化大军还成体系。而军内是不准搞革命的，就连江青也不被允许。于是江青的文人集团成为文革十年的绝对主角。
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其对一个越来越庞大着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整体清洗，目标就是整个党和行政机构中的经不住“风浪”者。这可能是对刘所主持下不太彻底的“四清”的一次更大规模的继续，是一种源自于“自我净化”期望的运动实践。因为江青集团的具体操作，这场革命被演化成了打倒一切的“浩劫”。毛泽东本人处在并非年富力强的状态因而造成的这种失控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果你联系一下即使是在当前的官场上仍然很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就会理解毛泽东当年的良苦用心。绝对大多数的党员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基本上是由军人政治家们主持而不是由知识分子和专家参与（因为他们基本上在几次运动中被打倒吓倒了）的这一事实，让毛泽东因为联想到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变化而产生了特别不安的预感。“江山会不会变色”是身体衰弱但精神清澈的他一直担心的。组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将这一贯彻十年的运动称为自己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足以说明他对此运动的胸有成竹和逻辑设计。
可在他做出这一决断时，他手中的王牌已经不多。心理上有些过于阴暗潮湿、偏激而又有些失态的江青出任这个大厦的建筑师和监理师，以及毛泽东去世过早、华主席的人望和手段不足等一些因素，让文革的预期目标并没有实现。对经济和人心的巨大破坏，也让更多的人认可了这是一场“浩劫”的结论。
当“文革圣母”成为阶下囚时，毛泽东精心设计的文革也宣告失败。以“凡是派”主持建立的毛泽东纪念堂和以军委新主席主持下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还不算过分刻薄和严酷的结论，一起注解着毛泽东巨大威望的潜在具备。但是无论如何，“文革圣母”却成了讽刺性用语，即如称一个非处女为贞德一样滑稽了。
八、 日月齐坠
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她只能反射太阳光。可当太阳都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月亮的寿命也将完结。
因为江青在政治局里的吵闹，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涵养的政治家周恩来也选择了把某些矛盾交给下一代领导人。他强烈地推荐邓公出任第一副总理，并以此预留了某些玄机。王邓组合甚至曾经是毛泽东的新的接班人组合。可惜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融合到一起。
毛泽东曾经同时询问王邓二人：“我死后中国会出现什么”。王的回答过分天真，而邓的回答则干脆利索：“会有一场内战”。毛同意了邓的说法。
不过，全党授予毛主席的“最后决定之权”确保了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威慑。虽然当时的某些人曾经准备以手中仍然葆有的“三个军区”做最后一搏。这确实可能会深化为一场内战。但如果真得发生了这场内战，毛泽东的潜在威望肯定会确保工农兵以捍卫毛泽东的名义迅速将其年扑灭。因为这个时候，文革对下层掀起的狂热还断然雄壮着。在某位深思熟虑的军人的劝阻下，对四人帮和小四人帮（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粉碎和清算都等到了毛泽东去世以后（7）。
日月同坠。江青在监狱里仍然等了若干年。她也许还在坚信着什么。可她最后还是绝望了。她选择了自杀。自杀前，她写下了那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本人一直不是江青的FANS。我甚至认为毛江婚姻是毛泽东一生的十大败笔之一。但我得知这句话后，我愿意选择对江青多一些同情。当然，这种同情只是增加了我驾驭毛江关系上的尽可能超然而不是断然地赞赏她。但从她不愿意老死而宁肯为毛泽东“殉葬”这一行为上，我感受到了她这一生的悲剧内蕴。
狐假虎威。这使得江青其人只能成为毛泽东的寄生或附属。这也使得她弃其量算是一个蹩脚的政客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旗手”。
毛泽东选择了江青做妻子并在后期把她发展成了战友，他也必须为江青的失误和失败承担威信受损的代价。毛江关系，这是一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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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时间: 2005-12-23
作者(转载者): 刘海 | |
